形成新發展格局 邁向高質量發展

2020-11-19 15:26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編輯:王紹華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微集新世代】

  作者:楊虎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強調“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正確全面認識新發展格局,是理解“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關鍵所在。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這意味着,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內需擴大和國內大循環暢通既是經濟發展政策的出發點,也是目的;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絕非應對特定衝擊下的短期選擇,而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變革的內在要求;能否暢通國內大循環,也是影響到能否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能否相互促進的關鍵所在。

  

  強調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逐步融入並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帶來的機遇,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對提升我國生產能力、技術能力和管理水平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國際大循環所藴含的外部需求,有效拉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經濟日益低迷,增速放緩,國際大循環的動能減弱,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由2007年峯值的大約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9年的35.7%,淨出口佔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8.6%下降到2018年的0.85%。與此同時,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的內需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9%,其中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從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9年的57.8%,經濟增長以國內需求為主導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


  在內需作用逐步凸顯的時候,之所以反覆強調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是因為當前的內需為主體不僅在規模上有待進一步擴大,而且在結構上也有待進一步優化,質量上還需要進一步提高,對中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的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經濟在從外需拉動為主到內需拉動為主的轉型過程中,內需拉動主要來自投資驅動,居民消費貢獻雖然有所增長,但速度在放緩。數據表明,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已從2010年的18%左右下滑到2019年的8%左右,與此同時,居民部門槓桿率上升較快,且家庭債務對消費已形成了擠出效應。因此,這種內需拉動亟須在質量、結構和可持續性方面實現進一步的改進。

  在優化內需結構的過程中,房地產要堅定不移貫徹“房住不炒”原則,在保障剛需的同時,避免過高的住房支出對居民消費造成擠壓,嚴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基礎設施投資仍具有廣闊空間,如新基建、落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棚户區改造等,但政府投資更應側重於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領域,發揮四兩撥千斤的帶動效應,激勵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投資。政府部門適當增加公共消費,也應着力於補齊公共服務短板,帶動居民消費。尤其要加強對兩類需求的提高與改善:一是通過深化分工水平,強化產業協同,提升生產性需求,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增長動力,更在於提高我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促進價值鏈向高端攀升、提升勞動生產率;二是通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促進消費需求增長,包括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其意義也不僅在於提供增長動力源,更在於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看,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從外需拉動為主轉向內需拉動為主,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能。一般而言,較小的經濟體即使在進入發達國家水平之後,經濟仍會長期保持着較高的外貿依存度,如新加坡、荷蘭、芬蘭等國家,近年來的外貿依存度分別為319%、154%和56.1%。較小的經濟體之所以始終存在較高的外貿依存度,是因為其國內市場規模製約了內需拓展的可能性,無論是企業的生產性需求,還是居民的消費性支出,都受到規模限制,因此很難通過國內需求提供足夠的增長動力。但大的經濟體,如美國、日本等國,外貿依存度長期都在20%左右。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具有世界上最為完整的工業生產門類和絕對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國內各產業部門之間的相互需求和居民消費升級都具有極為廣闊的拓展空間。如果始終以外需拉動為主要動力,一方面會抑制本國產業鏈現代化和價值鏈高端化發展,另一方面,過高的外貿依存度也使國內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一旦全球貿易環境惡化或趨向保守主義,就會影響宏觀經濟穩定性。轉向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和促進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的意願。


  需要明確的是,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一個重大戰略調整,並非短期權宜之計,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過程也是一個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通過服務業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發展服務型製造。服務作為製造業的投入或者延伸,是現代製造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一過程需要更多的知識投入和組織模式創新。尤其在數字經濟時代,與之相關的平台構建和數據治理等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制度與技術的長期耦合過程。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兩業協同、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服務業的規模效率總體上低於製造業,因此短期內經濟增速和勞動生產率增速不可能像外需拉動和工業化加速增長時期那樣迅猛。其次,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也是一個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變化的過程,當前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特徵的財政驅動增長模式,在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保障條件的同時,也導致公共服務投入相對不足,間接增加了民間儲蓄的壓力,削弱了居民消費意願。要進一步提升和優化國內的生產性需求和消費需求,既需要企業形成良好的利潤預期進而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也需要居民改變消費預期進而提高消費意願,而企業和居民的預期調整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再次,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過程也是一個區域協同發展的過程,通過區域間分工深化和貿易發展,可以產生更為持續、更為穩定的國內循環。當前中西部地區無論是市場化程度還是產業發展水平,都與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無論是接受產業轉移與東部地區形成產業內垂直分工,還是利用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與東部地區形成產業內水平分工,技術能力的培育和產業集羣的形成都需要時間,因此也是一個較為長期的漸進過程。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如何更好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關鍵。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並不是要閉關鎖國,而是要在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形成更加穩定、更加暢通、更大規模、更優結構的國內需求體系,促進國內大循環的質量提高,形成高水平的產業鏈和穩定的供應鏈。在全面提升我國商品和服務質量、增強出口競爭力的同時,也要積極主動擴大進口,一方面可以滿足資源缺口,促使國內企業對標世界先進技術、標準,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從而增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增加高質量商品和服務的供給,滿足多樣化多層次的消費需求,滿足國內消費升級的需要。通過這兩方面的作用,不僅可以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通,充分挖掘和釋放中國的內需潛力,也有助於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穩定和繁榮世界經濟。為此,不僅需要打通國內循環的“堵點”,如物流成本、地區壁壘等,也要打通國際循環的障礙,如優化營商環境、放寬市場準入門檻等。


  必須認識到,能否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是影響到能否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能否相互促進的關鍵所在。在當前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大環境下,市場的對等開放日益成為基本準則,通暢且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我國在國際貿易中博弈的重要籌碼。高質量的國內大循環必然是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諸環節暢通的循環體系,是抗風險、抗衝擊能力強大的循環體系,這是高水平開放的安全閥。並且,一個具有相當規模且穩定的內部需求體系的經濟體,也必然是全球經濟穩定的壓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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